总之，中国思想史之发展，亦似愈至后世，而愈对以前不用理之一名，所表示之义，亦渐连于理之一名而论之。
（《论语·述而》）佛教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们就在由仁义行的瞬间，一下子明心见性。尽心是穷尽自心，也是扩充自心，使之充实而有光辉。
我人人性中的善，主要不是认知的（因为很难获得事实上的征验），而是认同的。这恰恰是中华文化的精髓。程瑶田《论学小记·目次》 其中的物则，即万物的规则、规律。（《论语·子罕》）这是叹息天命不果，然而不果也是命，因为命里还有时运，时运其实还是命，故孔子说有矣夫。著有《寂寞圣哲》《论语新读》《天纵圣贤》《说孔子》等。
进入专题： 孟子 心性论 。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不断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与中华文明的优异特质相契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有植根于数千年文明的丰沃土壤中才能行远致广。
新儒家中不认同新中国者，主要出于思想认识方面，同时也难免混杂着政治原因。列文森虽然对儒教中国颇怀同情，但仍未摆脱西方中心观，把资本主义文明塑造的现代性视为理所当然、势所必然。但新中国的新气象使他有了新认识，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给中国人带来传统中国缺乏的团体生活，而且还透出了人心—— 这正是他努力追求的目标。在艾恺看来，现代化的实质正是马克斯· 韦伯所说的理性化过程。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强势侵略下，中国陷入内乱与贫弱，以至于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被认为是中华文明不如西方文明的结果，故而兴起了破旧立新的激进反传统主义，甚至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从晚清辜鸿铭大谈中国人的精神，到国粹派的固守乃至反动，那种对民族文化的自豪自傲中透出的不甘与激越，或可视为新儒家的预演。
复次，新儒家对儒家思想及中华文明的解释多有歧异，其视野受到种种现代思想及意识形态遮蔽。新儒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偏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局限，势必导致其无法想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可以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全新选择。他曾在延安与毛泽东争论中国问题解决之道，坚信阶级斗争在伦理本位、职业分殊的中国行不通，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仍保留己见。相较之下，第二代新儒家已乐于借助现代西方哲学理解儒家思想，第三代新儒家中不少人更是直接皈依西方自由主义，对于现代性的批判视野即使没有丧失，也要大打折扣了。
不过，人们对新儒家的评价，甚至对新儒家的理解，一直多有不同。在回答能否从中国儒家传统开出新外王、实现现代化之前，也许首先要回答的是：谁之传统？何种现代化？在大陆即将解放之际，第一代新儒家中有愿意留在大陆的，也有想方设法出走的。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实现现代化必须要走西方走过的路？难道没有另一种更好的选择吗？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出版，似乎在批判西方中心论，倡导中国中心论， 但其基本语境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尤其是新加坡把儒家道德价值与西方经济制度结合创造的儒家资本主义奇迹。作为泛称的新儒家，显然并非铁板一块，其学术统绪与思想观点甚为多样。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新视野 重审新儒家以及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需要一种新视野。它在进入中国后，又因应中国实际情况，在与中华文明交融中发展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是不是西方文明一开始就蕴含着现代性危机的种子？有研究表明，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与技术主义、虚无主义之间存在实质性关联。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社会主义定向的中国式现代化才得以成功开创并不断发展。
重审新儒家之得失，恰是因为既往不可追，未来尚可期。出走者，有明确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其次，新儒家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偏见，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这一点应予正视。最后，新儒家应立足中国现实，立足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视野重新理解中国历史文化。广大亚非拉落后国家，在反殖民反霸权、追求独立与解放的过程中，出现各种反现代化思潮，多主张重视和护佑自身传统文化。当然，置身于传统与现代之间，新儒家并非简单反现代化，后来闻名于世的海外新儒家，更是积极从传统中发掘现代性因素，致力于传统的现代转化。
斯宾格勒同样看到已度过创造阶段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走向没落，弗洛伊德干脆专注于挖掘文明的阴暗面及其对人性的压抑，海德格尔在技术统治的茫茫黑夜沉思存在及存在者的解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径直把矛头指向启蒙理性并从美国社会看到其已走向自己的反面，施特劳斯立足于古典政治哲学重新开启古今之争。在他看来，奉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所作所为大概是以夷变夏，故而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出走香港，后来又赴台湾。
犹太裔美国学者列文森在1958 年首版的《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断言，儒教在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主要依据是儒家文化崇尚的非专业化精神（君子不器的全人理想）与现代社会的专业化精神格格不入，儒家文官（士大夫）政治与讲究高效能行政的现代官僚政治南辕北辙。牟宗三主张的老内圣开出新外王可谓典型代表。
身处传统与现代之间，要实现传统的现代化，需要对传统与现代都有很好的理解与把握。但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在追求现代化与保持传统之间，必然会产生冲突。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侵凌日迫，中华文明面临全盘崩溃的危机。当然，对于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他们的看法并不一致。余英时在《钱穆与新儒家》一文中则针锋相对地认为，良知自我坎陷实乃良知的傲慢，是受现代知性的傲慢刺激而产生的反应，是为了对抗科学主义而对科学主义的反模仿，结果发展出一套与其貌异情同的道德主义。熊十力虽极力抨击秦以来两千年政治为专制，但仍通过六经注我的方式熔铸儒佛，重新阐释儒家哲学，建立新体系。
而张灏认为，西方自由主义及宪政民主正视人的罪恶性和堕落性，儒家成德的乐观精神和理想主义恰是中国传统开不出民主宪政的一个重要思想症结。马克思主义源自西方，但它在批判资本主义文明的基础上，以宏阔历史视野指示了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创建人类文明新的前景和方向。
新儒家向往的新外王尤其是科学、民主，虽然被视为普遍主义绝对价值，但实际上只是近代西方科技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产物，已不断偏离科学、民主的本义。如果说20 多年前还无法把汲汲以求加入世贸组织、与国际接轨的中国，与人类文明新形态联系起来，那么在今天目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情况下，应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内在矛盾与弊病有更清醒而深刻的认识了。
可以说，20世纪西方重要思想家和学者，不管政治倾向如何，无不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展开批判。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国大陆以新儒家自居者，也有以儒非马甚至援耶入儒的。
钱穆晚年曾向今日大陆推行的中国社会主义致意，虽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言的社会主义甚多抵牾，但不失为从中国文化精神来理解社会主义的一种努力。这里反映的正是海外新儒家越来越突出的学院化、知识化趋向，而在把儒家知识化的过程中，他们又多采用西方学院里流行的各种知识工具，美其名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化。就此而言，深入研究、探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有更广阔的空间。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共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定向的中国式现代化也可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替代选择，开创一种新型现代性。
就新儒家而言，除需要对中华文明尤其儒家思想有深刻把握外，还需对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及现代世界的合理走向有准确认知。1958年元旦，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联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倡言中国人应对自己的文化前途怀有自信，强调中国文化问题，有其世界的重要性。
在徐复观看来，性善论正是接引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文明自我宣称的普遍性，与它发源于西方文明这一特殊性之间显然存在矛盾。
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又该如何看待新儒家呢？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新儒家 按惯常理解，现代化是指源于西方尤其西欧的科技革命、工业革命，影响到人类生产生活各领域，并向全世界扩展的普遍历史进程。尤其随着新儒家日益学院化，且多孤悬海外，他们与中国的现实国情愈加隔膜，也就更难从对马克思主义的刻板偏见乃至妖魔化理解中走出来，去真正体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精义。
